《經濟參考報》記者通過多渠道獲悉，上海銀監局6月初向轄區內各大金融機構轉發銀監會關于銀擔合作風險排查的要求，北京、江蘇、浙江、廣東等地銀監局已于近期開展轄區內銀擔合作風險摸底。
“事實上，對于融資性擔保公司的整頓在2010年初就開始有所加強。去年由于貨幣政策趨緊，融資性擔保公司業務量有一定提升，其中違規操作帶來的風險在今年初浮出水面。”一位接近銀監會的知情人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毫無疑問，排查銀擔合作風險和進一步規范、整頓融資性擔保公司，是今年銀監會監控的重點。”
排查 多地發文嚴防風險擴散
《經濟參考報》記者獲悉，前不久，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銀監會為其牽頭單位)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融資性擔保機構監管部門，以及各地銀監局下發了一份《關于部分融資性擔保機構違法違規經營的提示和開展風險排查的函》，要求各地監管部門采取現場檢查的方式，對轄內融資性擔保機構自2011年3月31日至2012年3月31日期間發生的資金變動情況和擔保業務情況進行排查。
其內容方面包括：資本金不實、違規運用資金、挪用或占用客戶保證金、以委托貸款方式掩蓋代償等行為，以及非法吸存、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行為，尤其要注意理清股權結構、關聯關系、第三方代持情況及實際控制人情況，對股東背景比較復雜、關聯企業較多的機構提高警惕和敏感度。
事實上，今年年初以來，北京中擔信用投資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擔公司”)債務問題成為了銀擔合作業務收緊的導火索，據北京市金融局披露的數據顯示，初步核查結果表明中擔公司債務大約12.7億元，同時又有22家銀行卷入其中，在保余額為309590萬元。
一位擔保行業分析師指出，“包括華鼎擔保、創富擔保、中擔擔保三家大型擔保公司在內的不少融資性擔保公司都存在截留客戶的銀行貸款、甚至伙同企業從銀行騙貸的情況，所得資金挪用于民間借貸以及對外投資以獲取高額利潤。”
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在風險提示中表明，當前融資性擔保公司存在的風險有三個方面：
第一，資本金不實風險比較突出。從近期風險事件和各地反映的情況看，一些擔保公司在取得融資性擔保機構經營許可證和工商營業執照后，即通過應收賬款、委托貸款或其它投資等方式變相抽走資本金，而后大肆從事高風險經營活動，一旦風險暴露，有關人員即出逃境外，留下巨額風險敞口；不少擔保公司將資本金超比例投資或用于發放委托貸款，長期難以收回，蘊藏巨大風險隱患。
第二，融資性擔保公司挪用或占用擔�？蛻舯ＷC金比較普遍。近期已發生多起融資性擔保機構擠占、挪用客戶保證金從事委托貸款、高風險投資等活動后，因資金鏈斷裂引發的擠兌風險，不僅給擔�？蛻粼斐删揞~損失，也使融資性擔保業務面臨巨大風險敞口。
第三，實際控制人模式和關聯交易的問題比較嚴重。有的投資人通過其他公司代持股份的方式跨區域設立若干家擔保機構掩蓋其實際控制人身份，這些關聯擔保公司之間存在著復雜的業務往來關系，還與其實際控制人的關聯企業在賬外開展了大量的關聯交易；有的擔保公司通過關聯企業虛構交易套取、騙取銀行貸款或對民間借貸、理財業務提供擔保，因資金鏈斷裂形成風險事件，案發后巨額資金去向不明；有的擔保公司股東因個人借款、應付賬款、應付承兌款負有巨額債務，甚至從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非法集資，資金鏈斷裂后，擔保公司聲譽受到嚴重損害，擔保業務無法正常開展，面臨破產清算。
根據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的要求，對于風險底數不清、風險隱患較大的地區，將暫停批設新的融資性擔保機構。另外，此次融資性擔保公司的風險排查工作應在2012年10月底之前完成，并于12月底前將排查情況報送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
把關 銀行主動提高門檻
繼北京中擔信用投資擔保有限公司等多家民營融資性擔保機構資金鏈斷裂的風險爆發后，銀擔合作業務在業內“風聲鶴唳”。北京信用擔保業協會會長李世奇坦言，“由于擔保業的集中還款期在今年四五月間，目前上半年的統計數據還沒有出臺，也沒有暴露出明顯問題，但屆時肯定會有一些矛盾出現。”
“自中擔事件后，商業銀行普遍提高了融資性擔保機構準入門檻。部分商業銀行以明確或非明確方式暫停了與民營擔保機構合作，甚至少數商業銀行僅選擇大型國有擔保機構開展業務合作。還有部分商業銀行提高了擔保機構存入銀行的保證金金額，增大擔保機構資金周轉壓力。”北京市金融局副局長粟志綱表示。
據《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工、農、中、建四大行對與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合作最為謹慎，其中，農行和工行先后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要求相關信貸企業提前還貸，并且部分暫停了與民營擔保公司貸款的業務合作。
同時，工行方面還發文要求各地方分行“主要與政策性擔保機構開展業務合作”。所謂政策性擔保機構是指中央部委、省(市)、地市級政府全資或控股成立的專業擔保機構。并且同時規定允許展開業務合作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必須“獲得監管部門頒發的經營許可證營業執照；實收資本在1億元(含)以上，且信用等級在A3級(含)以上的政策性擔保機構；有健全的組織機構和財務制度，有良好的內部控制和風險管控制度，建立有效的風險補償機制；不存在違規出現非擔保主業的情況；三年無不良履約記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東和高管無不良信用記錄；上年度代償率不高于2%，代償回收率不低于40%”等。
在銀擔合作暫停和監管趨嚴的雙重影響下，今年擔保業務也出現了明顯的萎縮。就北京地區而言，北京市信用擔保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末，融資性擔保業務在保余額為1197.29億元，其中融資性擔保貸款的額度為675.8億元。而據北京市金融局統計，截至今年4月末，北京市融資性擔保業務在保余額僅為849.04億元，其融資性擔保貸款的額度也有所下滑。有分析人士預計，今年的融資性擔保業務量將下滑30%左右。
北京首創投資擔保公司一位負責人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為了控制銀行壞賬、呆賬的風險，此前在鋼貿企業貸款中普遍運用的聯保、互保類貸款模式，已進入了不少銀行的黑名單，因此不少業務已經不好做了。”
應對 需建立“風險共擔”良性模式
除了融資性擔保業務量收縮外，目前，擔保行業兩極分化的狀況也開始加劇，融資性擔保公司洗牌加速。“銀擔合作收緊后，融資需求加速流向了政策性擔保機構，那些較小的融資性擔保機構資金鏈面臨窘境。除了引進國資背景股東外，選擇與國有或政策性擔保公司合作，成為不少民營擔保機構的生存方法之一。”多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分析人士指出。
據銀監會統計，截至2010年末，全國融資性擔保法人機構有6030家，而其中民營性質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就占70%以上。北京信用擔保業協會會長李世奇認為，“當前，政策性擔保公司和商業性擔保公司應該有不同的監管標準。對市場化運作的擔保公司來說，本身要自律，包括考慮怎么自己控制資金，保證自己的現金流，不進行違規操作，不參與高利放貸。但是市場化運作也應該控制在一個適度范圍內，既有盈利空間，又能有效地控制風險；既能保證可持續發展，又要為小微企業服務。”
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微博)表示，“事實上，作為對中小企業融資有較大貢獻的擔保行業而言，很多民營擔保也有較強的風險管控能力。因此，銀行也不應該對民營擔保公司的業務合作‘一刀切’，畢竟銀行還是需要擔保機構的風險分擔來做業務，特別是針對小微企業。”
根據當前的監管要求，國內擔保機構的擔保放大倍數一般不超過10倍，即1億元的擔保資本金最多可以擔保10億元的銀行貸款。但是，在實際的銀擔合作的過程中，一般只放大了3至5倍，而通常擔保行業的信用放大倍數要達到5倍才會盈利。因此，擔保公司在銀擔合作過程中一直處于被動的地位，盈利渠道較窄。
